野猪拟从“三有名录”删除的消息一出，有媒体直呼“好消息”，似乎野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这好像与《献给祖先的猪》这本书中描述的情节颇为相似：当猪的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开始频繁入侵种植园，人们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杀猪宴开始了。
不同的是，书中的猪是新几内亚的农耕部落僧巴珈人为了满足食物与营养的需求养殖的生猪。
若是情境重现于现今的野生猪科动物之上，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
本文来自宁镇山脉的青山陉，从秘境中的几台红外相机里，他对野猪问题生出了新的看法。
“献给祖先的猪”这个标题，学习人类学的同学们或许知道，这是一本生态人类学著作的题目。
这本书是关于新几内亚岛上的原住民的生活的作品，如同标题所言，这本书里面对猪（更准确的说，饲养并且用于食用的猪）与原住民的整个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关注。
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一种认知，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孕育其的整个环境相关的。
这个研究领域，后来发展成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用这个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得到数量惊人的文献。阅读这些作品，或许我们的读者会得到更多的启发，而非仅仅限于本文作者这样简陋晦涩的描述。
这几天，我们得到一条消息，野猪可能会从“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中除名，现在正在征求意见。
我们的读者应该明白，这是人间世的事情，但必然会对无人知晓之地产生影响。正所谓众生畏果，我们的团队只是众生之一，我们当然对这种事情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所担忧。
把野猪移出三有名录，官方的逻辑看来合理合法，各种媒体渠道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解读，看起来都很有道理。
这些分析相信关注这一事件的人们都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就不再做进一步的引述。虽然在我们看来，虽然曝光率蛮高，但即使是在宁镇地区，野猪也还远远没有到“泛滥”这个词儿所能简单描述的程度。
森林系统中有生有死，即便缺乏大型食肉动物的控制，自然也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去控制物种数量。图片供稿及版权来自@夜来香
死去的动物残骸，最终也会在分解者的作用下归于泥土，成为其他生物的养分。图片供稿及版权来自@夜来香
我们不打算描述在我们的记录过程中，看到山下的人类构建的迅速建设，将原来的农田，河流与湖泊都变成城市的水泥森林的一部分，城市直抵山根之下；也不打算描述山中的道路从防火道变成水泥路，再变成柏油路，引起无数路杀，并且由于人类所需，架设各种管道线路所造成的持续扰动；也无意引述从70年代起到现在，从卫星照片上就能清楚看到的，栖息地的飞速破碎化的事情。
这些事情人们谈论的够多的了，你谈论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并不会改变。
无人知晓之地的整个春天夏天秋天都能记录到不断的路杀
我们担忧的事情关乎人心。或者说，过去四十年，自从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我们整个社会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所形成的一种“政治正确”式的认知，是否会被颠覆。如本文开始所言，这恐怕是个 “生态人类学” 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地少山多，人口众多的农耕社会，动物性蛋白质长期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
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肉食的崇敬，体现在我们最重视的那些事情上面：我们的最伟大教育家要收“束脩”作为学费，也就是干肉；在祭祀的时候，我们会向神明和祖先献上肉食，称为“三牲”。
三牲，指羊头、猪头和牛头或其他三种牲畜
肉食是珍贵的，浪费是可耻的，我们形容君王奢侈无度的时候，会批判“酒池肉林”这样的行为。
这种对肉食的渴望植根于我们社会文化的底层代码之中，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所有行为模式，不管是自觉的，还是非自觉的。
从对于野猪是否将不再是三有动物的诸多讨论之下，有一条评论可能已经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条真相：
不管在相关立法和执法上，我们过去和现在有多么大的漏洞，我们得承认，在国家层面的宣传和操作，是制衡中国的野生动物的整体境遇，向着不可知际遇滑落的主要制衡力量。
天平的一侧是整个社会的底层逻辑，坚硬，顽固，隐含巨大的破坏力，另外一侧的力量的微小变动，都有可能激起整个系统的崩解，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个体，团体，或者国家机器，做出如此重要决策之前，其决策机制是怎样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借用我们提到的这本书的观点，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决策机制会由某种信号驱动。
在《献给祖先的猪》这部书的第六章“仪式与生态系统的调控”中，有一个细节当下看来颇有意味：原住民认定，是否需要举办名为凯阔的杀猪宴（同时具有仪式性和社会润滑性等多重含义）的前置条件，是由妇女们的抱怨以及生猪更多的入侵园地这个信号所触发的。
汉译版的表述如下：
“这一限度不能被指定数值，它只能被界定为影响了足够多的人去达成共识的抱怨及侵犯的有效数字，大小与频率。”（《献给祖先的猪》，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第一版，302-303页）
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地理解我们以上这段文字的意义，我们不得不简单描述一下背景：
新几内亚的原住民社会处于一个封闭的海岛环境中（具备内卷的外部条件），人类种植作物，采集野生植物和猎杀野生动物，而养殖生猪主要的工作是由妇女完成的，她们需要种植木薯等块茎植物去喂大小猪，这种劳动本身是繁重的。
猪的数量/体重增长到一定程度，侵入种植园的行为越来愈多，种植园主人击杀这些动物，造成了社区的分裂，这些就是表述中所说的“抱怨”和“侵犯”。
我们无从得知，关于将野猪移除三有目录的决策机制是如何进行的，但看起来，这一决策的进行非常类似于原住民举办“凯阔”仪式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绝非基于算法，而是根据社会反馈机制，具有明显的主观动因。
本地媒体在过去的两年内反复炒作野猪进入城市，而不是（或许不能）反省城市扩张进入了栖息地的缓冲区域，又或者将这一现象描述为生态在变好。坦白说，用一个我们学到没多久的词进行描述，颇为恰当，那就是“彩虹🌈P”。
这一点在相关方对修订三有目录的解释中有所暴露：决策方认为，乌鸦没有保护价值，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面，它体现的是负面的意味。
很难想象这居然是在2021年这样一个年头能说出来的话。我们过去四十年所做的所有努力，那些我们受到的教育，与我们教育孩子中所反复提及到的关于生态建设的基础性认知，都被这样愚蠢的言论所羞辱了。
我们知道，今年的人间世很艰难。我们这个农耕社会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但我们社会的底层逻辑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重视土地和粮食。
但以团队的粗浅观察所得，野猪绝不应该成为这个问题的一个“被解决的对象”。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恐怕更多的，是个人类学问题吧。
目前，“三有名录”修订还在征求意见阶段，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25日，在这最后的一周内，我们呼吁大家踊跃向主管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
反馈途径和方式：
一、电子邮件：dzwszgc@163.com。
二、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8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司动管处（邮编：100714）。
三、联系电话：010-84238892。
作为公民，我们有权利向主管部门表达合理的建议，我们的野生动物邻居，也需要你我共同守护。
